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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來源: 南方日報網絡版     時間: 2019-09-15 01:4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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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河南女教師被頂替戶籍已恢複,究竟如何遷到北京仍存疑

    4月29日,澎湃新聞報道“河南女教師戶籍被頂替遷北京”一事。次日,周口項城市女教師劉紅麗的戶籍被恢複,並拿到新戶口本。

    同一天,北京市公安局東城分局向頂替者程方方(化名)送達《注銷戶口告知書》。

    澎湃新聞此前報道,2015年9月,項城市第二高級中學女教師劉紅麗發現其戶籍被頂替:其身份證號對應戶籍已落戶“北京市東城區”,姓名爲“劉方(化名)”,照片是一名陌生女子,曾用名顯示爲“劉紅麗”。此外,劉紅麗項城市的戶籍,早在2010年9月被注銷。對此,項城市南關派出所戶籍民警解釋“(發現重號戶籍時)保留遷出的,注銷原籍的”。

    劉紅麗說,12年前(2004年10月左右),她曾將河南大學的畢業證書借給同事趙志平(化學老師),後者稱“親戚家的閨女程方方找工作,想仿造一個”。

    劉紅麗發現戶籍被頂替後,趙志平確認,“劉方”戶籍照片中的女子正是程方方。程方方也向澎湃新聞確認頂替屬實,但其稱,操辦人已死,具體如何頂替的她不清楚,當初辦理北京戶口走的是“人才引進”,需要本科等條件。

    2015年10月底,劉紅麗向項城市南關派出所反映其戶籍被頂替,此後南關派出所發函給“劉方”戶籍地派出所——北京市公安局東四派出所,北京、河南警方進行調查。但半年過去,調查沒有結果,劉紅麗的戶籍也未恢複。

    4月25日,澎湃新聞以劉紅麗家屬的名義致電東四派出所。分管此事的副所長稱,戶籍是從項城遷出的,作爲遷入地,他們只能看遷入手續,“進京手續是全的”,“它從哪兒出的事哪兒負責”。

    4月26日,澎湃新聞陪同劉紅麗、王建鋒夫婦到項城市公安局咨詢,治安大隊民警範麗敏說,劉紅麗戶籍被頂替一事,北京市公安局肯定有發准遷證,“項城市公安局沒有任何責任,在操作中沒有任何毛病,錯就錯在北京市公安局”。

    4月30日中午,周口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周口通報稱,澎湃新聞發布稿件後,市公安局高度重視,組成局領導帶隊的聯合調查組,連夜進駐項城開展調查工作。在調查過程中,如發現民警違法違紀行爲,市公安局將依法依紀嚴肅查處,絕不姑息遷就。調查結果將第一時間向社會公布。

    5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東城公安分局通報稱,經初步調查,2005年1月,程方方在河南冒用劉紅麗的身份和學曆證明,“騙取了原人事部(現人社部)批准,以非北京生源高校畢業生來京工作的名義,將戶口從河南遷移到北京“。這份簡單的通報,仍留有諸多疑問。

    奔波半年多,總算有一個結果。但劉紅麗的丈夫王建鋒向澎湃新聞表示,他並不滿意。他希望查清頂替戶籍的遷移軌迹,處理相關責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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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皇上,朝廷,主子的家:我們都是奴才。”

    導語:在雍正皇帝倡導下,福建各地先後“奉文”設立了名爲“正音”的書館和書院110所,整個廣東全省有2000所以上的正音社學在一兩年內雨後春筍般新鮮出爐。

    當這句話以字正腔圓的京字京韻,從一個年老的駐防旗人的口中發出來時,坐在學堂裏的大多數福建學生的反應是將其當成一個笑話,此時已經是1905年,帝國的立憲改革已經推行了3年之久,盡管朝廷設定的教育大計仍然以忠君爲本,但大多數19世紀的“八零後”和“九零後”,只要稍涉時事風潮,便不難將自己定位爲新時代的“國民”,對這些新晉“國民”來說,在第一堂“官話課”裏聽到的第一句講詞竟然是“主子”、“奴才”這些陳詞濫調,自然會引起一番哄堂大笑。但很快證明,這件事一點也不好笑:一個叫林白水的人起而反對這種教授方法,“便捉將官裏去了”——這毫無疑問是一個警告,告誡那些膽敢藐視朝廷設立的“官話課”的人將會遭到怎樣的下場。

    設立“官話課”,實際上是晚清少數朝廷和民間能夠達成一致的政策之一,很多人相信,對一個人心渙散、搖搖欲墜的帝國來說,統一的語言理應是一種很好的黏合劑,就像1903年張百熙和張之洞在《奏定學堂章程》裏所提到的那樣:“各國言語,全國皆歸一,故同國之人,其情易洽”。包括那位被拘捕關押的林白水,也是一位官話的熱切擁護者,他把他對推行官話的滿腔熱忱都寫在他創辦的《中國白話報》的發刊詞裏。

    20世紀初的中國正沉溺于一種在後來被稱爲“國語運動”的熱潮之中,而福建學堂裏的那第一堂“官話課”則成爲了這場熱潮中的一盆涼水。之所以如此,不僅僅因爲這位旗人的教書方法陳腐老套,更是因爲它喚起了一段湮沒已久的不愉快的記憶。對帝國來說,這段記憶是它永遠正確不敗的榮光背後一抹失敗的陰影,而對那些腦海深處仍然殘存著這段200年前往事的民衆來說,它是一個笑話。

    雍正帝讀書像,皇帝試圖通過政治手段,用一道聖旨將官話普及到閩粵兩省,這次“官話運動”被後來的學者認爲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推廣“普通話”運動。

    皇帝的旨意:推廣“官話”

    “君心難測”,1728年9月5日,當36歲的許松佶跪在階下等待皇帝問話時,心頭也許會掠過這四個字。這是這名福建福州人第一次進京面聖,許並非科舉正途出身,在此之前,他一直跟隨父親出門在外,爲各省地方官員充當幕賓和吏胥。

    按照帝國铨選官員的一般政治規則,像許松佶這種由吏胥進入仕途的出身被稱爲“不入流”,往往受到輕視。但從禦案上方俯視他的那雙眼睛,卻恰恰屬于一位不願循規蹈矩的君主——雍正皇帝。在他的眼中,許的短板恰恰成爲了長處。在寫著許松佶生平履曆的引見單上,皇帝對他做出的綜合評價是“中上”,他稱贊許“人甚明白”,是“有出息人”。但皇帝對他做出的最有趣也值得深味的評語,卻是這位福建人“不似福建人”。

    雍正將“不似福建人”作爲一種好評可能出于兩大原因:南海海盜肆虐,侵擾福建沿海,就在皇帝見許松佶的第三天,他還爲海賊盜首黃萬日行劫海上一案龍心震怒;另一方面,則是福建本地鄉音,對深居宮中的皇帝來說,猶如群鴉亂噪,不知所雲。因此許松佶雖是福建人卻因爲胥吏身份輾轉數省失去福建特性這一點,才讓皇帝倍加贊賞。所以,在稱贊許松佶“不似福建人”的評語後面,皇帝接著寫道:“言語亦清楚”。

    許松佶當然不知道皇帝對他的評語,就像他不知道皇帝的龍顔一樣,他更不知道這次引見竟會引發一場波及福建、廣東兩省的政治運動。許松佶被引見四天後,皇帝突然頒布了一道奇特的上谕,在谕旨裏,皇帝首先指出對一名有著“莅民之責”的官員,“其語言必使人人共曉,然後可以通達民情,熟悉地方事務,而辦理無誤”,但是皇帝在引見大小臣工陳奏履曆之時,卻發現“惟有福建、廣東兩省之人仍系鄉音,不可通曉”——這顯然是對許松佶這位“不似福建人”的福建人那口“清楚”的語言所做出的回應。皇帝更進一步指出,倘使再把這些滿口鄉音的閩粵官員委派他省任職爲官,“又安能宣讀訓谕,審斷詞訟,皆曆曆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呢?

    朝廷的意旨因爲語言問題不能通過官員下達到地方,而“官民上下語言不通”的另一個弊端是地方政治將會被一群吏胥把持,皇帝認爲這些吏胥會在代爲傳述這些閩粵官員命令時,“添飾假借,百弊叢生,而事理之贻誤者多矣”。而反過來,對福建、廣東兩省的普通百姓來說,他們肯定也不明白皇帝派來官員的語言,從而導致“上下之情格不通。

    在皇帝自诩邏輯圓滿的聖明燭照下,閩粵兩省難治的病因終于找到了,那就是聽不明白的語言,而治病良方也同樣被皇帝發明出來,那就是在這兩省推廣一種“使人通曉”聽得明白的語言。

    皇帝的谕旨意味著實現,然而皇帝提供的只是一個理念,實現的方式卻需要下面的官僚機構擬定出一個具體可行的方案。對朝臣們來說,首先要確定的是究竟哪一種語言才是皇帝心目中“使人通曉”的明白語言。答案毫無疑問只有一個——“官話”。

    對清代人來說,“官話”指的是一種與各處土語鄉音相對的通行語言,就像清代一本官話教材《正音撮要》中所解釋的那樣,“除各處鄉談土語、習俗侏漓不計外,其能通行者,是謂官話”,這種解釋非常容易讓人聯想到今天中國通行各地的“普通話”,但兩者之間仍然有著微妙的差別:按照官方定義,現代的“普通話”是全國通用標准語言;但清代的“官話”卻具有地域性,19世紀來華的傳教士馬禮遜就敏銳地發現“南京的官話與北京的官話不同”,而在明清小說裏,我們還能發現“廣東官話”、“蘇州官話”、“揚州官話”、“藍青官話”等等,它們都被稱爲“官話”,但這些說著不同“官話”的人也許彼此之間都聽得費勁。

    頒布谕旨的皇帝肯定有自己心儀的“官話”,那就是北京的“官話”。在頒布推廣官話谕旨的同一年,皇帝還發布了另一道不那麽引人注意的谕旨,規定鴻胪寺朝會上唱贊的序班官員,只錄用“直隸、河南、山東、山西四省生員”。

    但皇帝和朝臣都很清楚一點,讓那些距離京師萬裏之遙的閩粵人士各個都操著一口流利的“京片子”,絕對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因此,在一番權衡考慮之下,在各部議奏的最後方案中,只提到讓廣東、福建人學習“官話”,但並沒有具體提是哪一種“官話”。但爲了使皇帝的意旨不致成爲一紙空文,朝臣特意擬定了具體的懲治辦法,學習官話以八年爲限,不然將停止閩粵兩省的科舉考試。對帝國統治下的讀書人來說,沒有哪種懲罰比停止科舉考試更重的刑罰,這等于是中斷了這些人向上流動的唯一通道,對1728年的福建、廣東士子來說,“官話”真的實至名歸,與做官緊密聯系在了一起。

    在執行皇帝意旨方面,地方永遠比朝廷提出的要求更加急進。上谕頒布後的一年時間裏,福建各地就先後“奉文設立”了名爲“正音”的書館和書院110所,平均每個縣都有一所。

    而廣東更是走在這場欽定官話運動的前列,在每個城鄉都設立社學“以訓官音”,僅僅在南海縣這樣的社學就達到112所,番禹縣也有47所,“他府州縣名目尤繁”,根據一位學者的大致統計,整個廣東省有2000所以上的正音社學在一兩年內雨後春筍般新鮮出爐。

    官話運動如潮水般洶湧而來,迅速淹沒了福建、廣東兩省,並且根據朝廷“通行凡有鄉音之省,一體遵行”的議奏,這股洪流大有從閩粵向各地泛濫的趨勢,在皇帝絕對意旨的推動下,似乎沒有哪種力量可以阻擋這場運動蔓延全國。但僅僅上谕頒布的四年後,一名官員就以特殊的方式發出了異議的聲音。

    乾隆即位後,雖然一再表示以皇考之心爲心,但對雍正所采取的個性化改革大都不了了之。

    官員的疑問:錢從哪兒來?

    楊永斌于1732年升任署理廣東巡撫,他的仕途從32年前擔任廣西臨桂知縣開始,直到一年前才首次升任省級大員。多年仕宦生涯使他深知如何以安全方式向皇帝表達自己的意見。

    因此,在這一年6月19日寫給皇帝的密折中,他並沒有在一開始就提出他對這場泛濫全省的“官話運動”的看法,而是先詳盡講述了自己如何在皇帝的旨意下嚴禁私挖礦産和招募流民開墾荒地所取得的成效,而這一切當然都應當歸功于“聖天子念切民依,計慮周詳”。直到這篇長達數千字奏折的最末,楊永斌才小心地提及這場“官話運動”開展四年來的成果——也就是毫無成果。

    按照楊永斌的解釋,這當然不是皇帝和朝廷的政策有何不妥,而是這群廣東士子不可救藥。

    在密折中,楊痛斥這些廣東士子“文藝庸陋猶在其次,而品行卑汙,幹犯行止有虧之案者,據各屬紛紛詳革,殆無虛日,且不谙官音者比比皆是”,實乃一群刁民。針對這種狀況,楊永斌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重新修葺省城廣州舊有的粵秀書院,將學政每年考試中的優等生撥入書院肄業,再讓這些畢業的優等生各回本籍去教授那些“陋劣”之徒,最後達到共同進步的目的。

    乍看起來楊永斌的奏折與之前頒布推廣官話的上谕並無阻礙,但實則卻暗度陳倉,將意圖隱藏在字裏行間。皇帝在上谕中認爲是因爲語言不通所以才導致閩粵兩省民風澆薄難治,但楊卻在密折中指出情況恰恰相反,是因爲廣東士人品行低劣,所以才導致學藝不精,官話不通。所以比起各地大張旗鼓地推廣官話,是不是先提高廣東士人的道德素質更是當務之急呢?

    對楊永斌來說,答案毫無疑問是後者。不過,道德原因永遠不會是最根本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則不會出現在密折中。皇帝欽定的官話運動所遭遇的最大阻力不是一群道德敗壞的士子,而是一個更現實的原因:錢。

    楊永斌在密折中暗含了這一點,在提出重修粵秀書院時,他特意提及會將流民墾荒所收的千余石官租用于粵秀書院的“膏火之資”,也就是作爲書院的轉向資金來源。盡管皇帝在批複同意了這一奏請,但從另一個側面也體現了,如果沒有來自皇帝親自下達的旨意,地方上連興辦一所學校都面臨著無錢可用的窘況。

    有清一代的財政制度在集權程度上位居列朝之冠,從制度上講,地方征收的所有賦稅都是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也只有朝廷才有權對其進行調撥分配。雍正的父親康熙在位末年甚至規定,官員動用任何款項之前都必須得到戶部批准,即使是地方上的常規開支也要上報中央逐項審核批准。如果嚴格按照制度規定,那麽即使廣東下屬縣裏的一所官學要添置一張桌子,都必須要有北京旨意的同意。

    嚴格的財政制度使地方官員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規的靈活手段,開辟正規渠道之外的源流來彌補地方經費之不足,比如對新墾土地隱匿不報,或是加派額外雜稅,這些灰色收入當然是非法的,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恰恰是這些灰色收入維系了帝國地方治理的正常運行。

    楊永斌這樣從基層縣令一直做到省級巡撫的官員當然對此心知肚明,但這些官員的不幸之處在于他們恰恰遇到了一個最難纏的對手:雍正皇帝。雍正出名的充沛精力和以察察爲明的鮮明個性,使他治下的地方官員進行暗箱操作的難度大大增加,所以,那些四年前奉旨大張旗鼓創辦的正音社學必然面臨經費來源嚴重不足的問題。無論是創辦還是維持一所社學,都需要持續的資金注入。而皇帝四年前頒布上谕時,只是把推廣官話作爲一項政治任務推給地方,卻沒有爲其提供配得上它浩大聲勢的專項資金,在帝國嚴格的財政制度下,是沒有多余資金用于這種突如其來的新興地方教育機構的。

    清代官話教科書之一《正音撮要》(左),這本教科書采取的方式是將方言和官話的不同表述方式放在一起進行對照,但沒有注音切韻,所以,學習者只能指望教師能發音標准。

    清代另一種官話教科書《官音彙解》(右),與《正音撮要》不同之處在于,它用切韻的方式標明了字句的正確讀法,但實際上,這裏的“官話”屬于南方官話的範疇,與今天的普通話有很大區別。

    因此,在只有政策精神,卻沒有資金來源的情況下,地方官員就只有乞靈于他們早已谙熟的灰色手段。在廣東,維系每所正音社學的資金是每年12兩,如果按2000所計算,那麽每年則需要支出24000兩,這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廣東官員想出的辦法是挪用地方存留庫項,但中央劃撥地方支出的存留款項中並沒有正音社學一欄,所以只能借用地方正規官學的銀兩來完成皇帝額外派給的政治任務。盡管這種挪用公款的行爲肯定不合規定,但既然皇帝和中央政府將自己非正式的需求置于各省僅有的存留庫存之上,就不能責備地方官員難以恪盡職守。

    而在福建,除了動用公費之外,同時也將原先地方正規官學經營的學田收入劃給正音書院,在永安縣,原先的義學被改造成正音書院,義學所屬的學田自然也轉入書院之手;而在浦城縣,則幹脆將祭祀朱文公祠堂的祠田撥入正音書院中。福建全省興建的一百余所正音書院中,有半數是舊房改造再利用建造起來的。對地方官員來說,這些在皇帝谕旨號召下倉促建立起來的書院,在缺錢少糧的狀況下能存活下去,本身就是一個奇迹。

    但奇迹不能持久。當楊永斌在奏折中寫到“粵人狃于積習,曆今四年,仍未能漸移”時,就已經在暗示皇帝這場“官話運動”已經走到了它的瓶頸。他巧妙地提醒皇帝,是應該重新審視“官話運動”的現狀和它的將來了。

    而對皇帝來說,他要思慮的還不止這些,1732年應該被認爲是雍正的失敗之年,他那些早年推行的極富個性的改革措施在這兩年裏弊端凸顯,無論是火耗歸公、欠賦清查還是皇帝爲整頓各地風俗而特設的觀風整俗使,都已經到了難以推行的地步,與這些困境相比,“官話運動”的失利只能算是一個微不足道的煩惱。在楊永斌奏折的最後,皇帝以寬慰的口氣批複道:“皆屬是當,嘉悅,覽焉,勉爲之”,仿佛終于找到台階卸下了一個沉重的包袱。三年後,雍正皇帝去世,他還來不及見到閩粵兩省官話運動培養的第一批人才進京引見。但事實證明,無論是對已死的雍正皇帝,還是福建、廣東民衆,都是一種幸運。

    特約撰稿/ 李夏恩

    本文節選自《雍正推廣“普通話”緣何失敗?》,原文刊載于《鳳凰周刊》2016年11期,總第5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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